最近，央视一则《我们恨化学》的广告引发热议，专家学者指斥该广告毫无科学素养、严重诋毁化学形象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广告，根源在于公众对化学品的认知恐慌，而恐慌来源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给公众做的“化学科普”。碰上一些本身缺乏科学常识又懒得认真求证的媒体，人们在认识三聚氰胺、苏丹红、乙烯利等化学品的时候，被强化的总是有毒有害的负面记忆，化学品就这样被妖魔化地定格在了普通民众的意识中。
      近年在农业领域，这种社会心理被一些商家和媒体所利用，远离农药化肥似乎成了安全健康的代名词。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启动以来，更有些媒体以吸引眼球为目的歪曲零增长行动的本意和实质，借机炒作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的危害，相关企业和组织出于利益动机也夸大其词，农药化肥被描画成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、造成土壤退化、伤害人体健康的“罪魁”，还出现了“化肥残留致癌、导致不孕不育”等荒谬说法。甚至个别地方政府还开展了所谓“全域农药化肥退出计划”，可见公众在虚拟空间对农药化肥的非理性认知，已经影响到现实社会科学的减量行动，不能不引起重视。
      理性看待化肥农药应有历史眼光。也许是当前充足的农产品供给，让人们淡忘了不曾远去的饥饿记忆，更忽略了农药化肥在农业生产中一直发挥着的重要作用。生于上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人大多数挨过饿，那不是一顿饭、两顿饭没吃饱的饿，而是长期吃不饱的饿。如果没有化肥，粮食亩产还将在低水平继续徘徊，根本满足不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需求。这正是70年代后期，国家耗费巨额资金引进一批化肥厂，提升化肥生产能力的原因。也正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共同推进了80年代初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，让我们摆脱了饥饿的困扰。据测算，化肥施用对我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%左右。而农药的施用更是从病虫草害的“口”中夺粮，保住了靠化肥增加的粮食产量，因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%，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%左右的损失。
有专家提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之所以能用仅占全球7%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%人口的吃饭问题，成功的经验在于良种的使用、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和农药化肥的施用，它们对粮食产量的贡献之比为3∶1∶4，农药化肥的权重可见一斑。
      当然，理性看待化肥农药还要有发展眼光。目前，我国已经远离了农药化肥匮乏的时代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传统施用习惯等原因造成农药化肥量用得多了，利用率又不高，导致土壤板结、农残污染等问题。我国亩均施肥量为60斤、用药量为2斤，平均利用率分别仅为40%、35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。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的化肥用量是美国、巴西等国的3-4倍，其实这种说法既不科学更不公允。他们一年种一季，我们种两季。如果把美国生产1斤小麦、玉米(1888,12.00,0.64%)的化肥施用量乘以2，与河南1斤小麦或黑龙江1斤玉米的施用量相比，绝对不会有4倍的差距，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，如果真有4倍的话，庄稼早就烧死了。而有关农药的真相是，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，农药的使用量越大，发达国家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发展中国家的1.5-2.5倍。 
      更何况，化肥不同于一般的化学品，它是作物的养料，即使过量施用，过上一段时间是可以分解并重新吸收。而我国的农药主流产品是绿色仿生农药，靶向专一、低毒、低残留、易分解，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。
      理性看待化肥农药才有助于零增长行动开展。零增长绝不是不用农药化肥，而在于通过提高产品质量、研制新型高效产品、改进施用方式从而提高利用效率，达到农药化肥减施、环境友好的效果，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。经科学测算，2015年行动实施以来，我国水稻、玉米、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5.2%，比2013年提高2.2个百分点，减少尿素使用量100万吨；农药利用率为36.6%，比2013年提高1.6个百分点，减少农药使用量1.52万吨。这充分说明科学用肥、精准用药，提高利用率本身就是在减少用量，化肥农药减量既有成效，也仍有空间。
      所谓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，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。对于农业化学投入品的认识，媒体不应该罔顾事实，一味夸大其危害，而应当引导公众客观理性看待，为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的顺利开展，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